壬戌学制是我国第一个自下而上进行的学制改革成果，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直到今天我国基础教育阶段仍然沿用的是“六三三制”。然而，壬戌学制的提出自有其特殊背景，体现了我国爱国主义人士舍身忘己，爱国救民的革命主义精神，也体现了我国教育发展的艰难历程。
《壬子癸丑学制》产生于民国建立，需要新的学制保证新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又经历了孙中山下台，袁世凯上台的重要历史阶段。尽管袁世凯上台后继续保证着《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并于1912年到1913年间陆续颁布的与教育系统相关的法令法规，但是袁世凯的争权之路并未停止，并在1913年6月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将帝制复辟正式延伸到了教育领域，随后废除和改革的一系列民初制定的教育主张、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旨在“尊孔复古”，为实现自己的“帝制复辟”做准备。直至1916年6月袁世凯倒台，7月范源濂就任教育总长恢复并修订民初颁布的一系列法令法规。
袁世凯之后的1911年——1924年间先后有四位军阀先后掌管政权，分别是黎元洪(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1日;1922年6月12日——1923年6月14日，进步党、研究系）、冯国璋(1917年7月6日——1918年10月10日 ，直系军阀)、徐世昌(1918年10月10日——1922年6月2日 ，皖系军阀)、曹锟(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直系军阀)，在后面就是蒋介石了。这期间军阀混战，当权派无暇顾及教育，教育部长也频繁更换，从 1916 到 1926 年间共有二十任教育部长，平均一年有两任[1]，中央教育部对各省教育的控制有所削弱，这就使得地方和非官方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自由。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将新文化推向高潮。而美国的“庚款兴学”[2]帮助一批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留学美国，在民国时期相继归来，带来一系列先进的教育理念。这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作为战胜国其金融资本势力迅速崛起，民治之风风靡一时，当时美国提出的“发展健全人格、养成共和精神”[3]深得中国教育界得推广，其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实用主义等也深入中国教育研究者和学者的心。
再加上这一时期中国深受日本侵略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国人比较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庚款兴学”，对美国好感大增，自从1915年开始我国在教育上转而向日本学习，他们要求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孟禄来中国讲学，其中杜威在中国停留两年零两个月，足迹遍布11省，大肆宣传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被誉为“西方孔子”，孟禄则直接参与到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会议对“壬戌学制”的制定[4]。这次还需要提一下的是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这些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它们都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宣传者和践行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主要是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也无暇顾及中国的教育，这就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由此社会的发展需要向教育提出了新的人才需求。再者，壬子癸丑学制实施了几年，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中学学科太笼统，学生毕业后，升学及就业都困难;中小学修业年限过长，各级学校的科目过于生硬，教育缺乏弹性，预科制的存在，阻碍学制的统一[5]。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引进各种教育理念，掀起各种思潮的学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教育却日渐萎缩，财力支绌，于是1914 年直隶教育会函至各 省教育会，说起这些情况， 浙江等省函商召开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后经过呈请教育部批示，1915 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成立。[6]
1915 年 4 月，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天津召开。 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长符定一代表湖 南省教育会提出的议案 《改革学 校 系统案》 揭开了学制改革运动 的序幕 。实际上，湖南都督谭延阁热心开明，大兴学校，还在各县设立了劝学所，增加经费投入，提倡实业教育，长沙出现了继清末教育改革以后的又一个办学高潮 ，当时的湖南教育在全国是比较突出的。
山西省是义务教育的“模范省”这是由于阎锡山强力推动，实行地方自治。他以“保境安民”为宗旨，大力推行国民教育，经费上采取分级筹集，取得显著成就，1919年的第五届山西年会就义务教育的实施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制订了 “分期筹办义务教育年限”的办法，要求各地效仿山西限期八年普及义务教育。
学制运动从1915年第一次全教会就开始了，在1921年之前还敲定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开展学制改革研究需要大量的资金维持，但是时局动荡，经济萧条，各地教育会因资金缺乏难以维持自身正常运转，工作自然难以开展。广东之所以只一个例外是因为自1921——1924年一直是汪精卫担任广东省教育会长，他坚信教育救国，尽力争取经费并派人搜集各国学制作为编制新学制的参考蓝本，保证与促进了研究的进行。
1921 年 10 月 10 日，在广州举行之第七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议在广州举行，会上以以广东教育会学制草案为蓝本，与其他各案进行比较审查。11月1日，学制系统草案经年会通过，通过的草案与广东原案相比，相度达90%以上。 这期间，美国教育专家孟禄博士来粤，他在演讲会和谈话会上所作的 《论中国新学制草案》的演讲和关于 “ 教育独立 ” 的主张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 。
新学制议决通过后，各地教育人士纷纷对其进行研究评议，有的学校开始试行。教育部迫于压力于1922年7月1日公布了学制会议章程，组织人手筹拟学校系统议案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议案，并于9月20日组织会议研讨，由蔡元培和王家驹任正副主席，会议议决通过了学校系统案由1922年9月29日由教育部公布。
1922年10月11日，第八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济南召开，教育部特派员陈容、胡家风以“教育行政中枢”自居来掩饰其在学制改革中的被动性，在致辞中对广东学制草案只字不提。本来在1912年——1922年的十年间，政局动荡，教育总长频繁易主，教育经费紧张，教育部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已经引得大家不满，各教育人士在如此艰难世道恪守本心、毅然肩负起教育改革的历史重任，从各个层面考察、研究、试验形成广东草案，但被教育部采用的较少，很多建议在报呈教育部后无回应，很多规划方案和改革计划也被搁置了，严重影响了国内教育和教改，教育部的消极不作为和教育界的积极作为形成反差，也寒了教育热心人士的心。
对此浙江教育会的许倬云在会上拍案而起，怒斥教育部，细数教育部的种种过失。迫于无奈，陈容、胡家风委托胡适从中调和，重新起草底案，共会议讨论，最后经讨论后由袁希涛、胡适、许倬云起草最终修正案，修正案基本保存了广州草案的原貌 ，教育部提交的学制会议议决案内容经过多轮讨论基本被不漏痕迹的删掉了。1922年11月1日，由大总统黎元洪公布学制案，称为“壬戌学制”，[7][8]至此，学制改革七年终于画上句号。
